被遗忘的“中兴名臣”胡林翼

   被遗忘的“中兴名臣”胡林翼

  [摘要]在晚清,时人都认为胡林翼的治行才望在曾国藩、左宗棠之上。

  胡林翼与曾国藩、左宗棠并称晚清中兴名臣,但与曾、左比较而言,他受后人关注和研究的程度相对不足。自1980至2000年,有关胡林翼的论文不到四十篇,其传记也仅一本,即团结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的董蔡时、王国平著《胡林翼评传》。近两三年来,胡林翼渐受学界重视,至少已出版邓亦武等著《天下巡抚胡林翼》(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陶海洋著《胡林翼与湘军》(广陵书社2008年版)和刘忆江著《胡林翼评传》三部著作。然而,正如刘忆江先生所言,“海内外至今尚无一本像样的胡林翼传记”(见刘著“前言”及第388页),已有的传记基本上大同小异,没有自己的风格与个性。这当然与胡林翼去世较早、没有机会像曾、左那样由统帅转为洋务重镇有关。

  其实,在晚清,时人都认为胡林翼的治行才望在曾国藩、左宗棠之上。李慈铭说胡林翼“老谋深识,烛照不遗,固中兴第一流人”,王闿运曰“中兴之业,实基自胡”,而沈卓然认为胡应位列同治中兴功首,指出“世徒知曾、左之贤,而不知胡文忠固在曾、左之前。盖胡公之学与才,实无逊于曾、左;而于政治、文章、经济、军事,固无所不学,无所不致其用也。更考其生平,不独坐镇武昌,坚守不摇,以扼形势之要;且于课厘馈饷,擘画尽善,遂使当时诸军无饥馁之扰,克奏中兴之业。由此而论,允推功首。即其察吏安民,兴利除弊诸政,亦皆大端,足为后世之法式”。可见,胡林翼能文善武,懂经济,擅理政,是一个复合型人才。众所周知,清代以八股取士,迫使读书人专注于空疏无用之学,而不涉猎其他学问,严重削弱了他们的行政能力和整体素质。因而有人作诗讽刺说:“读书人,最不济,背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做了欺人技……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然而,胡林翼中进士,点翰林,层层过关,到达了科举考试的顶峰,但丝毫不影响他成为能臣干吏,这应该说与他的家庭背景息息相关。

  胡林翼出身官宦之家,其父胡达源曾以一甲第三名进士及第,直接入翰林院,授编修。后官至詹事府少詹事,为四品京堂。正因为此,胡林翼从小受重视,得到了较好的教育,并有不少奇遇。6岁时,他爷爷教他认字,读《论语》。8岁时,爷爷在益阳修志馆编修志书,他随侍在侧。刚好将赴任川东兵备道的陶澍顺路回老家益阳探亲,一见到胡林翼,就惊为伟器,曰:“我已得一快婿”,遂订下娃娃亲,将自己五岁的女儿许配给他。19岁时,胡林翼与陶澍之女琇姿(字静娟)在桃花江陶氏别墅完婚。婚后,他师事同里蔡用锡前辈。蔡用锡,嘉庆十八年(1813)拔贡,晚授石门教谕。素谙兵略,曾因科场失意,游幕为生,“当世名卿大夫延至之恐后”(严正基:《蔡先生家传》,载《益阳县志》卷十六)。他教书“务为有用之学,不专重文艺,而于兵略、吏治尤所究心”。胡林翼“师事两年,涵濡渐渍,服膺终身”。21岁时,胡林翼偕夫人送岳母贺夫人去南京陶澍两江总督任所。陶澍是促成嘉道年间经世之学重新活跃的代表人物,办事干达,政声极佳。留居节署一年,胡林翼亲见陶澍兴利除弊措施,深受熏染,“精神殊为一变”。在给父亲的信中,他写道:“岳丈公退之余,辄与男长谈。岳丈胸中本极渊博,加以数十年来宦途阅历,上下古今,融会贯通,每及一事,旁证曲引,判断洞中窃要,于男进益,非浅鲜焉。”(《胡林翼集》(二),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1025页)

  江南一行,胡林翼收获很大。《清史稿》说:“林翼负才不羁,娶总督陶澍女,习闻绪论,有经世志。”从此,他“于书无所不读,然不为章句之学,笃嗜《史记》、《汉书》、《左氏传》、司马《通鉴》暨中外舆图地志,山川厄塞、兵政机要,探讨尤力”(梅英杰:《胡林翼年谱》卷一)。除了耳濡目染经世之术外,在此期间,胡林翼还得到了躬行实践的机会。道光十一年(1831)五月,沅湘大水,益阳受灾严重,饥民流离失所。时在家受学的胡林翼担心饥民无食一变而为乱民,慨然曰“秀才便当以天下为己任”,挺身而出,面见县令,“请按灾区编户口,劝富民出钱粟以赈”。他还提出具体的救灾方案,即令遭灾各处保甲根据贫富情况造户口册,分上、中、下三等,上户不管,中户可减价买米,下户免费给米,限期一个月。为监督保甲,防止其舞弊,胡林翼建议“选本地士绅协同办理,一以镇地方,一以免保甲之欺罔”。鉴于劝捐遭富民抵制,十数日无动静,他愤不可遏,不得不“一出倡之”,首先请岳父家捐出两千两银子以作表率,然后对其他富民苦口婆心劝导,“以至诚感之,以大义责之,以危言动之,以赏劝诱之”,终于使大家踊跃捐款,立致数万金。“已而,散米俵食,全活甚众”(梅英杰:《胡林翼年谱》卷一)。其时,胡林翼年仅二十岁,但他勇于任事,所表现出来的刚毅果断、成熟稳重、灵活机智完全超出其年龄范围。在给爷爷的信中,他详细叙述此事经过,说:“此事出于孙之意,见无一人赞之,但沮之者不下十数人。而孙自以为泰山崩于前而不动,麋鹿奔于左而不顾,亦可谓毅然不移矣。”日后胡林翼事至立断、毅然自任、不主故常的施政行事风格由此可略见端倪。

  而在两江督署,胡林翼有机会见到一些督抚,遂通过他们的言谈举止来判断其人。他认为林则徐、卢坤等的心术德量与陶澍相同,并请陶澍密保林则徐、伊里布作为两江总督的继任人选,陶澍深以为然,很器重他这个毛脚女婿。因而,当胡林翼在南京纵情山水,并流连忘返于秦淮河畔、钓鱼巷中时,有人密告陶澍,不料陶澍却说:“润之(芝)之才,他日勤劳将十倍于我,后此将无暇行乐,此时姑纵之。”(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434页)此事的真实性不知如何,刘忆江先生认为“以胡林翼之家教与陶澍之为人,此说殊不可信,多半是好事者的耳食之言”(第9页)。但刘先生的解释是善意的想当然,不能令人信服。因为狎妓在清代士人甚至官员中非常普遍,清流健将宝廷不仅狎妓,而且娶妓,闹出了很多笑话。胡林翼是官宦子弟,养尊处优,他放浪不羁,有些风流韵事也是可能的。这从胡林翼身边人的笔记中就有蛛迹可寻,如曾国藩的幕僚欧阳兆雄、朱孔彰说胡曾是“纨绔少年”,“常恣意声伎”;而胡的幕僚徐宗亮也说他“少年有公子才子之目,颇豪宕不羁”,并且他过惯优越生活,即使在艰苦的军营中,也“厌饫极精”,“无三日不小宴”(徐宗亮:《归庐谭往录》卷一),不能像曾国藩、左宗棠那样粗茶淡饭,蔬食自甘。

  胡林翼好冶游的逸事在《花随人圣庵摭忆》中还有个记载,那是黄濬从朋友处听来的:相传胡林翼点翰林后,常与同乡善化人周寿昌出入花街柳巷间。一夕,方与周寿昌同就某娼家,坊卒掩至,周寿昌机警,避入厨房,易服而立,得免被执,而胡林翼等人被抓回去问讯,因为不敢吐露身份,所以颇受辱。及释归,就与周绝交,谓其临难相弃,不够朋友。其后,胡林翼治军招勇,就不喜用善化籍人。应该说这个故事也无法证实,但是也不能断言它不可信。

  贵州是胡林翼事业开始的地方。《清实录》说“贵州所属各地方往往聚有匪徒”,“数百为群,聚散无定,抢劫拒捕”。胡林翼年轻时究心兵略,对军事素有研究,此时刚好派上用场。他深入民间,延访士绅;短衣草鞋,探访匪穴;训练民兵,捕治巨憝,遂以知兵名天下。时值太平军势如破竹,进军湖南、湖北,清廷上下震动。于是,御史王发桂上疏推荐胡林翼,说他“捕盗锄奸,有胆有识,平日训练壮勇,仿戚继光成法而变通之。勇不满三百,锐健果敢,一可当十。搜剿匪徒于深山密箐中,与士卒同甘苦。所著《保甲团练条约》及《团练必要》诸篇,行之均有成效,历任督抚深为倚重。倘蒙圣恩逾格畀以重任,留于湖北带兵剿贼,可期得力”。疏入,允准,胡林翼遂提兵进入两湖战场,开始其“中兴名臣”的戎马生涯。就此而言,贵州不仅是胡林翼事业的起点,而且是其奠定一生功业的福地。

  本来胡林翼任京官时,还不甚检点,有些公子哥的做派,可是改官黔中后,却刻自砥砺,“励志政事,军兴而后益以名节厉世,颇似信国少保”(徐宗亮:《归庐谭往录》卷一)。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巨大的转变呢?因为他这个贵州地方官是通过捐纳而来的。原来胡林翼丁忧起复后,觉得在京候缺补官,上升的空间不大,而其学生也认为他才气过人,做地方官更能有所建树,所以就凑钱给他捐个知府。根据当时捐例,捐纳为官可以自主择地,胡林翼完全可以选择一个发达的地方,挑个肥缺做官。但他是正途出身,曾官清要,捐纳为官已让他蒙羞,所以宁愿到边远之地,以区别于那些输金为吏者。在给弟弟的信中,他就直言不讳地说:“天下官方,日趋于坏。输金为吏者,类皆择其地之善者,以为自肥计。黔,硗瘠之所,边僻之境也,为人所掉首而不顾者。然兄独有取于黔者,诚以黔之官吏尚能奉上以礼不以货,以礼则知自重,不以货则知恤民,而治理庶几可冀。”(《胡林翼集》(二),第1037页)而对于友人的不解,他则解释说:“某之出,资用皆他人助成之……某初为政此邦,贫瘠或可以保清白之风,而不致负良友厚意。”胡林翼上述这些话并非门面语,而是发自肺腑,真心诚意。赴任前,他还“遍谒先茔,誓不取官中一钱自肥以贻前人羞”(梅英杰:《胡林翼年谱》卷一)。而他的确一生为官清廉,两袖清风。在家书中,他曾说:“我必无钱寄归也,莫望莫望,我非无钱,又并非巡抚之无钱,我有钱,须做流传百年之好事,或培植人才,或追崇先祖,断不至自谋家计也。”(《胡林翼集》(二),第1103页)因而,郭嵩焘说他“位巡抚,将兵十年,于家无尺寸之积”。

  诚如胡林翼所说,他是有钱人,因为他善于理财。当他初任湖北巡抚时,正值武汉两次失陷、湖北大半沦没于太平军,可谓库储一空,百物荡然,然而胡林翼通过改漕章、通蜀盐、整榷务等手段,岁入四百多万两银子,在当时东南诸省中仅次于江苏和浙江。这些钱,主要用作湘军军饷。为此,曾国藩赞誉胡林翼说:“以湖北瘠区养兵六万,月费至四十万之多,而商民不敝,吏治日懋,皆其精心默运之所致也。”(《清史列传》,第3352页)其实除养兵外,这些钱有的用来“分援邻省,规画江淮”,有的则作为备用之银,“为养士及假归来依之营官、哨官起见”。后者尤值得一提,胡林翼对于属下将士十分爱护,经常予以资助。如对于“鄂中营官之有家在鄂省者”,每家支付年费不下三百六十两银子;重要将领都兴阿、多隆阿、舒保、李续宜、鲍超、余际昌等所给月费超过千两;在同将领见面时也要给钱,如见都兴阿送一千两、见多隆阿送五百两都成了惯例。正因为他出手阔绰,用钱大方,使备用之银日见其少,于是他致信其理财幕僚阎敬铭,以其抚署公费用于私交赠贿,以酌减备用之银的花费(《胡林翼集》(二),第655、729页)。胡林翼这种具饷必丰、养人以宽的笼络手段,不仅使部下死心塌地供他驱遣,而且也使很多客将愿意归附他。因此,曾国藩说:“近世将才,湖北最多”,其中的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都兴阿、多隆阿、李续宜、杨载福、彭玉麟、鲍超等都是一时名将,战功赫赫。

  除了知兵、理财外,胡林翼在晚清还以善于罗致人才、推荐人才出名。其中尤以七次荐举左宗棠传为政坛佳话。限于篇幅,这里不作展开。

  胡林翼去世时年仅五十岁,主政湖北七年。这七年,湖北无岁无兵事,但他在萑苻遍地、兵连祸结之秋,苦心经营,缔造支持,将“糜烂众弃之鄂”变为“富强可宗之鄂”(《曾国藩全集·书信三》,第2239页),使湖北能够匡维全局,成为镇压太平军的重要基地。由此可见他的确如《清史稿》所评价的那样,长于综核,干济冠时。而“中外论者服公治行才望,相与欷歔慨叹,佥谓有清中兴之业,实基自公”(梅英杰:《胡林翼年谱》卷三),也是实事求是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