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与延安精神的形成

   湖湘文化与延安精神的形成

  王 健

  湖湘文化是指自古以来陆续生息在湖南的各族人民在长期历史过程中所创造形成的具有独特个性之民风、民俗、社会意识、科学文化乃至物质文化等的总和;从狭义上看,则是指在此基础上所发展和积淀起来的文化精神。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来源于湖湘大地民族文化、学术思想及社会阶级(阶层)三个层面。这些层面系统具有的文化特质使湖湘文化构成了一个多层次、多侧面、复杂矛盾、优劣共生的复合体。王夫之、曾国藩、毛泽东、刘少奇等是这一地域文化精神特质所熏陶孕育的精英人物。湖湘文化以家国情怀、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以人为本思想、敢为人先思想为其精华。在这一文化精华的熏陶下,湖南历史上人才辈出。特别是到了近代,湖南人才璨若群星,对推动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战争年代,湖湘文化融进了延安精神中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宗旨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特征,从而对延安精神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深刻影响。

  延安精神是指以毛泽东、刘少奇等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的伟大斗争实践中,培养、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理想追求、精神风貌、思想品德、工作作风的精华与结晶。延安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精神的高度升华,是中国人民革命精神的高度传承和时代精神的体现。湖湘文化中的家国情怀、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以人为本思想、敢为人先思想通过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对延安精神的形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延安精神是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英勇奋斗、百折不挠精神的集中体现,是中国人民革命精神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中华民族精神在延安精神中实现了现代转换和生动展现。从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至1948年3月毛泽东率中央机关东渡黄河,在这13年的时间里,形成了伟大的延安精神。延安精神以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为灵魂,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精髓,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本质,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特征,体现了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和宗旨、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中国共产党人崇高品德和伟大情怀。它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高度升华,是中国人民革命精神的集中体现。在它的形成过程中,具有鲜明特色的湖湘文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家国情怀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家国情怀是儒家亦即读书人的优良传统,自古知识分子最推崇的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下的理想人格,这也是湖湘文化的显著特点。国土和人民是国家的基本要素,没有生活在国土上的千千万万个人和家庭,就没有国家。孔子说“乱邦不居,危邦不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家事就是国事,国务就是家务。衣食住行,生老病学,是家庭问题,更是国家要事要务。战国屈原忠贞被谤自沉汨罗江,汉贾谊力主改革被贬长沙,对后世影响都极为深远。北宋《岳阳楼记》中“先忧后乐”的家国情怀与博大胸襟,更是感染、激励了大批湖湘子弟。在这种家国情怀的鼓舞下,南宋张栻以克复神州为己任,培养了一大批爱国志士。明末王夫之以“头不顶清朝天,脚不踏清朝地” 的作法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在近代中国,谭嗣同变法殉国,表现了一个爱国者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总之,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湖南涌现了一大批仁人志士。由于有着家国情怀和爱国的传统,湖湘子弟前赴后继,奋勇向前,在国家危亡的时刻,敢于挺身而出,担当重任。以毛泽东、刘少奇为代表的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深受这种传统的影响,并将其自然地融进了延安精神之中。

  坚持家国情怀的爱国传统在延安时期具体地表现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延安时期我们党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是把革命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爱国的方向、民主的方向、团结的方向,巧妙处理国际主义、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关系,在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同时,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明确指出:“今天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刘少奇指出:“我们的责任,就是要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推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不断前进,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更快地实现。这就是我们的理想。”共产党人正是怀着崇高的革命理想,凭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唤起了全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抗日救国的热情。在正确的政治方向引导、召唤下,全国各地大批爱国青年和知识分子不远万里冲破层层封锁来到延安,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深受湖湘文化家国情怀传统熏陶的湘籍人士更是云集延安,延安时期文化界就有周扬、丁玲、贺绿汀、周立波、吕振羽等众多的湖南文化人。

  大批的湖南人和全国其他革命者一起,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终于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正如邓小平所说:“延安时候我们有什么?物质条件很差,就靠精神文明。靠有理想,靠坚强的信念,什么困难都能克服。在某种情况下,这种精神有决定意义。”可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延安精神的灵魂,是中国革命得以胜利的精神支柱和强大动力。今天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建设,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

  二、经世致用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经世致用,不尚空谈是湖湘文化的突出特点。从南宋胡安国、胡宏父子创立“湖湘之学”起,就把“留心经济之学”当做重要观点。胡宏坚决反对空洞的心性之学,而把治学的立足点放在为现实服务上。在岳麓书院讲学的张栻主张经世力行,强调行是知的来源。王夫之“言必征实”、“义必切理”,使实学思潮盛于湖南。魏源后来也主张“以经术为治术”,力主扭转那种“泥古不切时务”的乾嘉考据学风,曾国藩提出“以礼经世”。由此可见,历代湖湘学者都提倡经世致用。

  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不尚空谈的学风深刻地影响了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少年时就对前人倡导的“经世致用”学风表示倾慕,并对岳麓书院“实事求是”的古训深表认同。从实际出发,求真务实,也是其他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共同特征。这一特点对于延安精神的形成,对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实事求是是延安精神的精髓,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1941年,毛泽东应彭真的邀请为中央党校题写了“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的校训,后又为中央党校礼堂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特别是毛泽东、刘少奇领导的整风运动,成为确立和推广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伟大举措。这样,实事求是有古人做学问的方法提升成为延安时期全党全军和根据地人民思想行动的指导方针。

  大批深受湖湘文化经世致用学风影响的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既是实事求是思想的倡导者,又是实事求是思想的践行者。任边区教育厅长的徐特立认为,判断一个人是否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不是看他们嘴上能否背诵马列主义的词句,而是看他们行动上是否能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武器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1940年,任弼时回到延安后,担任中央秘书长,特别强调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1941年7月在《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中指出:“要灵活地、切乎实际地去运用马列主义。就是说,要以马列主义的原则,以马列主义的立场去观察问题,处理问题,不要不顾实践的情况,只唱高调,套公式。不要变成公式主义者,教条主义者,主观主义者。”边区司法部长兼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的谢觉哉认为,要改变司法落后的状况,必须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是不从实际出发,不依靠群众,硬套书本条文。二是硬搬土地革命时期的司法经验。1946年9月他在一篇《案头杂记》上说:“原则定要把握住,不是在言词决议上把握住,而要在具体的事实上把握住。”因为从原则到事实,“中间尚隔一段颇长的路程。满口原则,且只停留在原则上,这叫空谈家,空谈家不会真懂原则的”。

  正是在这些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不懈努力下,实事求是终于逐渐成为全党的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延安精神就是在实事求是的指导下,在实事求是的氛围中培育起来的,而实事求是本身又成为了延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以人为本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在我国古代中最早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是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意为霸王的事业之所以有良好的开端,也是以人民为根本的;这个本理顺了国家才能巩固,这个本搞乱了国家势必危亡。管仲所说的以人为本,就是以人民为本。以人为本思想是湖湘文化的重要内容。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都有“以人为本”的重民思想。胡宏提出“治道以恤民为本”。张栻认为“欲复中原之地……先有以得吾民之心”。王夫之强调民心向背是政治统治兴衰存亡的根本。谭嗣同也详尽地阐述了“民本君末”、“ 国有民而后有君”的思想。湖湘文化的以人为本思想影响了一大批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从毛泽东在少年时代就已觉察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众多湖南的精英志士受以人为本思想的影响,“哀民生之多艰”,以救民于水火为己任,,纷纷投身革命。他们革命为民,工作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延安精神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即是延安精神的本质,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延安时期,在党七大报告里毛泽东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毛泽东指出:“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他要求全党同志:“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为了解决陕甘宁边区经济出现“鱼大水小”的矛盾,减轻人民负担,亲自领导“精兵简政”的工作,节约了大量财力,并倡导开展了“双拥运动”后来形成了军民“鱼水情深”。林老堪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楷模,被群众誉为“老黄牛”。 著名的爱国将领续范亭曾赋诗赞誉:

  林老奇逸人中龙,风流潇洒有大度。

  胜任愉快政多宽,不事吹求公令布。

  童颜鹤发非导引,公余且作长征赋。

  漫天风雪巡洛郛,怀古不忘杜工部。

  人人争识林老头,亲切有如家人父。

  灯前细谈几件事,米面油盐棉花布。

  谢觉哉平易近人,与农民同吃同住,向农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他利用空闲时间,教群众学习文化知识和选举投票的方法,深受群众爱戴,“为党献身常汲汲,与民谋利更孜孜”,这是延安时期人们向谢觉哉祝寿时赠送他的诗句,也是谢觉哉革命一生最真实的写照。陶铸在工作中也十分重视人民群众,他在《关于部队的报纸工作》一文中,明确提出报纸首先要“面向群众,宣扬群众的英雄主义。最有价值的报道乃是群众的创造和群众运动中的典型事物”。正是有着这些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身体力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才得以履行,延安精神的本质才得以形成。

  四、敢为人先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攻坚克难、敢为人先主要是指敢为天下先的首创精神。敢为天下先的首创精神和艰苦奋斗精神是湖湘文化的重要特征。首创是离不开艰苦奋斗的,而艰苦奋斗正是延安精神的主要内容和显著特征。

  五四运动的旗手陈独秀把湖湘文化中的“敢为天下先”称为“湖南人的精神”,强调其艰苦奋斗的一面。“二百几十年前的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的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杖”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韧不拔的军人! ”陈独秀说这段话是为了声援湖南的驱张运动,这场运动充分反映了湖南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艰苦奋斗精神。大批湘籍革命者正是从这次运动开始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的。他们在革命实践中,继承湖湘文化的这种“敢为人先”,独立自主,艰苦奋斗,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延安时期,毛泽东更是多次强调艰苦奋斗。延安时期是中国革命的最为困难时期,在一段时间里“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面对困难,受湖湘文化“敢为人先”影响的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毅然响应毛泽东“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号召,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为延安精神的形成做出了杰出贡献。谢觉哉亲自参加延安大礼堂的设计规划,他组织学员和教职员工,上山伐木材,下河扛石头,日夜奋战,终于建立起一座可容千人的大礼堂。王震旅长率兵驻扎南泥湾,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高唱“一把镢头一枝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战歌,掀起了大生产运动的高潮,经过三年的努力,把荒芜的人烟的“烂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中央军委总参谋长滕代远也是艰苦奋斗的模范,他虽然公务繁忙,但还是在自己住所旁边的空地上种上白菜、南瓜等蔬菜,收获后就送入食堂,供集体食用。林伯渠带头艰苦奋斗,身先士卒参加生产节约运动。他下乡视察,不准特殊招待,拒绝车接车送。当时上至毛泽东,下至一般的普通湖南籍战士、工作人员人人勤奋努力,艰苦奋斗,自觉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

  在这些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带领下,边区军民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抗战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而艰苦奋斗的精神更是作为延安精神的基本内涵,彪炳史册。

  湖湘文化之所以能够在异地开花结果,对延安精神产生影响,其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在陕北13年的艰苦斗争中,对湖湘文化的弘扬与推崇。抗日战争时期,大批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齐集延安: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是党中央领导集体五大书记,彭德怀是人民军队的主要领导人,林伯渠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谢觉哉任边区参议会副参议长,李富春任中央财经部长,李维汉任中央党务委员会主任,徐特立任边区教育厅长,王首道为中央办公厅主任,成仿吾任陕北公学校长,贺龙任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司令员,肖劲光任八路军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司令,陶铸任中央军委秘书长,滕代远任中央军委参谋长,谭政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陈赓任386旅旅长,王震任359旅旅长…他们均担任延安时期党政军的高级领导,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他们身上所特有的湖湘文化基因,都在不同程度上对延安精神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延安时期,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把湖湘文化中家国情怀、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以人为本思想、敢为人先思想等优良传统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为延安精神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以说,湖湘文化为延安精神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延安精神为湖湘文化的发展开辟了崭新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