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德之:共促中美民间慈善交流与合作
发布时间:2015-08-10 2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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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41日,我与到访华民慈善基金会的美国东西方中心主席莫里森博士一行就双方共同感兴趣的东西方慈善制度、慈善文化、中美慈善合作、中美民间交往等多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并取得了诸多共同看法。美国东西方中心是由美国国会于1960年批准成立的非营利性组织,是美国的著名智库,旨在加强美国与亚太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了解,总部设在夏威夷火奴鲁鲁,主要工作是组织亚太国家政府部门、民间组织和智囊机构等开展合作、交流和对话,致力于成为吸纳新观点、增进沟通交流、培养专家智囊的智库机构。成立50多年来,美国东西方中心在全球范围内构建了一个拥有6万余名校友和950多家合作机构的工作平台。

 

现将座谈内容纪要如下:

 

1关于慈善制度建设

 

    我首先介绍说,中国有自己传统的慈善制度,也形成了自己的慈善体系,但现代性明显不足,特别是现代慈善立法、现代慈善规则的制定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这些方面,我们要向西方学习。今天向您介绍的是,中国的第一部慈善促进法正在起草过程中,我多次应邀参加了讨论会,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内司委主持的讨论会。我觉得,这是中国立法实践中一次非常典型的、广泛的、民主的、充分的立法讨论活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内司委召开讨论会前还专门给我来函,征求具体的意见与建议。同时,还非常重视业内专家的意见,让大家进行反复的研讨,以求达成最大的共识。所以,我们感觉到这一届政府是非常开明的,也是非常开放的,尤其是对民间组织、民间声音的包容性非常强。我估计今年下半年至明年上半年,这部慈善法就可能出台。

 

    对此,莫里森博士表示,我们对中国的慈善法出台非常期待。最近,印度出台了一个法律,其中规定了企业每年必须将税后的2.5%利润用于慈善,这相当于变相又征收了一笔税,只是钱没有进政府的财政账户,而是用于慈善。但我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

 

2关于慈善税收问题

 

    我介绍说,现代慈善的发展需要税收政策的引导与支持。您刚才说,印度立法要求企业的2.5%税后利润被强制用于慈善目的。我同意您的观点,这种做法是不合适的。中国没有这么做。中国强调慈善要遵循自愿的原则。中国目前正在对慈善税收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慈善法对税收问题也有所规范。但现在看来,大多是一些抽象性的原则,具体的优惠政策还在协商过程中。总的来看,慈善税收政策正在向促进慈善健康发展的道路上走。作为中国的一个慈善人,我们对这些充满信心。

 

201311月以来,我们华民慈善基金会联合北京大学研究机构、深圳市民政局等方面一直在研究和推动公益信托。发展公益信托需要税收政策的大力支持。目前征求意见中的慈善法,也在公益信托或者叫做慈善信托方面给出了具体的规范,我们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公益信托或者说慈善信托发展起来了,中国的现代慈善一定会有更大的发展。在鼓励慈善税收方面,美国等西方国家等有许多有益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目前,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已经要研究公益信托公司试点方案了,很快就有相对规范的公益信托公司或项目落地了。这就是说,中国的慈善政策、慈善氛围越来越开放了。中国经济发展了,中国的富人多了,中国的现代慈善前景无疑是美好的。


 

3关于慈善文化建设

 

    如何加强慈善文化建设是我们特别感兴趣的话题。

 

    莫里森博士首先说道:您讲的这些确实非常重要,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潜力。近些年来,在您和华民慈善基金会的支持下,东西方中心也在中美慈善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比如中美战略慈善工作坊、东西方慈善论坛等等。从今年起,我们东西方中心以领导力为主线,统领我们所有的工作,包括慈善方面的项目和活动。您认为我们可以在哪些方面做出努力和探索?或者说,您觉得在中美战略慈善工作坊或东西方慈善论坛中,我们应该突出做好哪些工作?

 

    我认为,中美慈善交流应当更多地从文化交流方面入手。慈善文化的内容很广泛,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富人的财富观问题,或者说富人的慈善精神或者资本精神。在这一点上,中国富人要向西方富人特别是美国富人学习。中国的一些富人就缺乏这种精神,他们富了以后,就移民到美国去了。他们到了美国给美国社会也会增加了压力,比如把美国的物价抬高了、房价抬高了。现在看来,美国方面也不满意,甚至反感这些人了。

 

    就慈善文化来看,西方还有基督教背景,尤其是基督教中的财富观对富人影响很大。中国从来就没有统一的宗教或者国教,主要是靠道德来约束。所以,中国要探寻一种实实在在的让富人付诸实践,并为之献身的慈善精神就显得非常有必要。当然,从慈善的角度来探讨问题,就不要简单地引入政治、宗教,但这并不是否认政治、宗教对慈善所存在的积极意义,而是不要把慈善问题政治化、宗教化,或者说意识形态化。我认为,我们应当更多地从人本身的角度来探讨问题。要探讨一个人对于周围人、对社区、对民族、对地球有什么责任,探讨这种责任与财富有什么关系等等。尤其不能把慈善沦为政治、宗教的工具,要超脱出来,从人的角度、从终极关怀的角度,从人类形成、发展及未来愿景这些最深层次的角度,进行比较深入的探讨。我想,这才是东西慈善高峰论坛要探讨的原则问题。

 

    目前看来,中国新生代的富豪形成得非常快,估计在不远的将来绝对数可能会比美国还多。当巨大的财富到来时,他们是没有思想准备的,特别是相当一部分人还没有形成正确的财富观。美国东西方中心用“领导力”的概念或主题,来引领所有展开的活动,是有见地的。从中国的现状来说,一个重要着力点是倡导和号召富人参与到现代慈善中来。中国当下的慈善活动,活跃度或者知名度比较高的人,大多不是富豪。他们是慈善活动家,很难说是真正的慈善家。从言行表现上看,他们在民间有很高的威望或信任,却与政府、与富裕阶层的协调性不够。另一方面,新生代的成长还需要时间。这样就造成了中国现代慈善发展的领导力后劲不足。领导力的培养和提升非常有意义,对当下的中国和美国具有同样的重要性。

 

4关于中庸文化

 

    我具体地介绍说,中国文化很特殊,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中庸。理解了中庸文化,就能更好地理解中国。中国要发展是全体中国人的愿望。中国发展起来,也不可能改变中庸文化的因子。我们中国人其实不愿意当老大,也不会侵略或压制别人。美国人当老大,我们没有意见,但是我们中国人有自己的底线,这个底线是不能碰的。个别国家总想试探中国人的底线,这是非常不明智的做法。从历史来看,任何一次肆意触碰中国人底线的做法,都是自找苦吃。为了守住底线,中国人会全民族动员,去捍卫自己的尊严。

 

    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也是一个有包容性的民族。有人对毛泽东主席有误解,认为他闭关锁国,对西方充满敌意。可实际上尼克松也好,田中角荣也好,他们不都是老人家请到中国来的吗?所谓闭关锁国,实际上是权宜之计。你来打我,我能不关门、不防备吗?实际上,从毛主席开始,中国的对外政策一直是愿意与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平等友好交往的。

 

    莫里森博士说,我非常理解和赞赏中国的中庸文化,您送我们的那幅写着《中庸》文字节选的书法作品,已经被我们装裱好,一直挂在我们东西方中心的门口。中庸文化也是美国应该学习和采纳的,所以老大不应该总是美国人当。可以在一些领域是美国当老大,中国当老二;而在另一些领域,是中国当老大,美国当老二。时时处处让美国当老大,美国也不愿意,因为当老大不完全是风光,也意味着风险和责任。美国人更愿意是与中国共享,好处要共享,风险和麻烦也共享,而不是让美国人一味地当这个傻老大。美国人实际上不愿意这样做。

 

    我则认为,中美两国和两国人民交往要有大智慧,而不是小聪明,而且这种大智慧,中国几千年文化中有的是。

 

5关于中美社会制度的民间认识

 

    我说,记得今年15日,您在夏威夷就直接问过我对中美关系的看法,您说同意我的看法。我也同意您的观点,政府间尤其是中美两国之间要进行良好的交流与沟通,不能用武力或武力相威胁。在这一点上,一些美国政客做得不好。其实,最有效的办法是,可以通过比如思想家、哲学家、慈善家等交流对话,以增进双方的互信,增加共识。这也是我们推动东西方慈善高峰论坛的重要原因,也符合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

 

    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家天下”体制,到了近代以后,这样的体制备受争议和批评,很多仁人志士想把“家天下”改造成“民天下”,但历史的积淀和文化的惯性,不是那么轻易转变过来的,结果形成了一个从“家天下”到“民天下”的过度形态——“党天下”。现在,中国越来越淡化党与家的关系,而强调党与民的关系,相信我们能够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成熟社会体制机制,而不是去“山寨”别人的。我想,假设用五十年的时间,中国能达到目前美国现在的状态,不少中国人也是愿意的。但问题是,很可能我们照着美国的样子,还没有走几年,就天下大乱了。中国一乱,问题可就比中东、非洲的动乱麻烦的多,那可就是全世界的大乱。我们也不愿意把这么多年积累的发展成果给葬送掉。

 

    所以,我只能讲,美国模式适合美国,而中国要走美国的模式,是不现实的。中国实行一党执政、协商民主,是中国历史的选择。我去过中国大多数省份、地区,也比较重视对中国历史发展的研究和思考。一个国家的状况,与其地理环境、历史传承有深远的关系。中国人也希望搞民主,但绝对的民主是不现实的。为什么台湾不能独立呢?如果台湾闹独立,那么新疆、西藏、内蒙古都可能出问题。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各民族人口比例与资源分布等之间存在严重不平衡,一旦各民族团结和谐的局面被打破,那中国一定会大动乱。中国一乱,那就是全世界的灾难,因为中国乱了,就会让周边国家也会动乱,那就很可能引发世界大乱。这样,不管是对中国,还是对美国,或者是全世界都是麻烦,也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在这些重大问题上,中美两国高层的对接与认识应当是没有问题。

 

    莫里森博士回应我的介绍时说:我非常认同您的观点,中美社会制度的不同,源自于彼此不同的历史渊源,都有各自的合理性。美国的社会制度滥觞于英属殖民地时期,那时候根本就没有民主,民众对当时殖民地的统治模式非常痛恨,至今仍有抹不去的记忆。因此,对集权有着源自文化基因的反感。可能也正如因为如此,美国普通民众包括媒体,对中国的社会制度形成是缺乏了解的,需要我们采取一些有效的方式或途径,去解释说明。否则,美国舆论会误导民众,从而对美国的选举乃至宏观决策产生不理性的干扰,这对中美两国的战略意义都是不利的。任何社会制度都没有绝对的好,或绝对的坏。美国的优势在于中层和基层的民主管理和行政效率,而劣势在于高层权力过度分化,三权分立尤其是两党政治导致经常出现在重大问题上相互扯皮,议而不决。相比较而言,中国在高层的领导人选拔和决策效率方面是值得借鉴的,而在中下层的行政管理方面倒是可以向美国学习。

 

6关于中美民间交往的展望

 

    我进一步介绍说,当然,我们也不是排斥西方的先进经验,学习西方也必须基于中国的具体国情。目前,中国的问题很多,很多人对一些事情不满意。但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领导层,采取了包括重拳反腐、下放权力等一系列政策措施,让中国人民看到了希望。可能有些人,包括一些国外的批评家,指责中国现在实际上是在搞集权。在我看来,现阶段适当地集权是必要的。中国的集权主要体现在政治方面。经济方面,中国政府推进全面改革,已经下放了很多权力,也扩大了对外开放,实行多边交流与合作。

 

    莫里森博士说,美中两国发展有各自不同的历史渊源与传统,应该相互尊重、相互理解,也相互学习,共同促进美中关系健康发展。这不仅有利于美中国两国人民,更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卢先生,每与您交流一次,您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和对中国文化的认识都给我很大启发,让我们更多地了解了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更为两国人民合作的未来充满信心。

 

    我说,非常感谢您的评价,也完全同意您对中美民间交流的一些观点。人类已迈进入了互联网时代,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势不可挡,对中国而言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机遇。互联网使得信息交流很迅速,也让社会变得越来越透明。这也就给了人民群众更便捷地参与公共事务,监督政府提供了契机。或许,人民群众的直接参与和监督,会比三权分立更有效。可以说,互联网正在创造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显著特征就是要追求共享。我想进一步强调的是,不管世界怎么看待马克思主义,但我认为马克思是站在多数人立场说话的。中国这么大,这么多人,我的观点是,目前情况下,宁愿少数人难过一点,也要多数人好过一点!

 

    非常欢迎主席先生、范克柔女士、王庆泓博士再一次访问华民慈善基金会。你们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上面交流的几个问题,我跟许多美国朋友都谈过,他们也表示认同。但要让中美两国民众间形成广泛的共识,需要我们通过民间的渠道来实现,民间的声音可能更容易获得尊重、信任和认可。美国东西方中心可以在这些方面发挥很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美国东西方中心是一个研究性的学术交流机构;另一方面,美国东西方中心是与美国国务院之间拥有紧密的联系。所以,同您交流这些问题,意义很大。

 

    双方最后都认为,华民慈善基金会与美国东西方中心的合作与交流,今后的空间很大,机会也很多。希望能够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通过现代慈善活动,特别是东西方慈善高峰论坛这个交流平台,为促进中美慈善交流与合作、中美民间交往以及中美关系健康发展做出我们的努力和贡献!

华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 卢德之

 

2015年4月1日
来源:《中国慈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