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德之:资本精神是一种道德追求
发布时间:2015-08-10 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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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慈善家》:近来在企业家阶层中,关于自身社会角度定位的争论比较多,在你看来,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企业家?

  卢德之:我们需要一类企业家,他们敢于真正承担社会责任。现在中国的企业家成为慈善家的太少。中国的企业家有几类,一类基本上是拼命地、无知地吹捧。第二类是所谓的在商言商,不关心政治。第三类是什么都不管,但在当代社会,企业家不承担社会责任,可能成为中华民族的脊梁吗?中国的亿万富翁中70%有移民倾向,40%已经移民,这是很坏的事情。

  《中国慈善家》:为什么会出现富翁大量移民这一现象?

  卢德之:我不反对移民,移民说明国家开放进步了,也说明我们的人民,至少在选择居住权这一点上自由了。但是我们要思考为什么这些人会移民或有移民倾向,因为这些富人缺乏有利的发展环境和安全保障。

  私有财产权得不到充分保护。在中国,法律保护的是合法的私有财产,换句话说,只要你不合法就可以侵犯。但我们都带着原罪来到世界,每个人都有不合法的地方,理论上说,每个人都是罪人,富人知道自己是罪人,想赎罪做慈善,又不让他做,这是造成很多人移民的原因。允许你做小好人,不能做大好人。但做小好人不足以保护自己,只有做大好人才能保护自己—所有财富我都捐出去不要了,你拿我有什么办法?

  但是话说回来,正是这个复杂的环境造就了我们中国的企业家。在西方,要经过三代才能成为富翁,而在中国,30年就能成富翁,有的几年就成了。只有这个环境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造就这么多富翁。

  所以,这个制度虽然存在问题,但从中诞生了我们,我们有权利去一味指责吗?如果这个制度很完美,社会环境都非常完善,我们出得来吗?

  《中国慈善家》:企业家转变成慈善家的过程中,会遇到哪些障碍?

  卢德之:制度有问题,社会环境有问题,我们自身也有问题。在转型的过程中,有的变成这样,有的变成那样。曹德旺先成立基金会,再把股权放进来,税费只是缓缴而不是免除,问题仍然存在;牛根生在大陆设立了一个规模较小的老牛基金会,而在香港把股权设立成信托,来支持大陆的老牛基金会的发展。迄今为止,我的基金会是在民政部注册的原始注册资金最大的基金会,已经做了五年。内地的制度不允许我把几十亿、上百亿放进来,也许过不了几年,我可能会把总部放到香港去,但我仍为内地服务。所以牛根生的路可能是我未来要走的路。

  不能因为遇上这些困难,企业家就不往前走、不去建设了。中国是中国人的,我们不能回避,更不能逃避,遇到困难必须一点一点去克服,找到一个目标,就是我讲的共享。

  我们现在动不动就说制度不好,而体制只是问题之一,还有很多别的问题也制约着企业家的成长和公益事业的发展。所以问题是多方面的,但是最根本的问题还是财富观的问题。

  这个社会应该走向共享

  《中国慈善家》:应该如何理解你所说的财富观?

  卢德之:就是我讲的资本精神。人类创造财富,经历了若干阶段,包括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商业文明、工业文明、后工业时代的一系列新兴产业、技术革命、信息革命等等,西方文明起源于爱琴海地区,农业生产条件有限,农业文明一直没有得到非常充分的发展,欧洲人主要靠船舶运输的方式来获取粮食等物资,后来逐渐地发展成了商业文明。

  但是中国过早地进入了比较成熟的农业文明。农业文明有很大的问题,也有非常大的好处,让大家安居乐业在一个地方。我们文化的记忆是从共享开始的,比如说井田制,严格意义上说是一种公有制。可后来各诸侯国逐渐开始承认了土地私有,这就出来一个问题:我们都种地,你种了5亩,我也种了5亩,如果你的收成是100,我的收成是200,你可能会认为我更勤快或者种子更好,而一旦发现我的收成是1000,你的收成还是100,你心里就不舒服了,会认为我用了什么方式投机取巧,或者干了什么坏事,自然会对我有种嫉妒、甚至仇视心理。

  商业文明,比如在丝绸之路上,交易是在不同地方进行的;游牧文明,比如你在这个地方养了3头羊,赶到别的地方去放牧,下了多少羊崽,别人搞不清楚;只有在农业文明下,大家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被看得清清楚楚,拥有的财富差异太大,这就酝酿出一种嫉妒心理。

  这种心理演化成一种意识形态,甚至演化成庙堂的一种意志,那就危险了。这个社会就时刻被一种仇富情绪包围,很多人就不去研究怎么提高粮食产量,而专门研究你是怎么发财的。为什么中国人那么恨地主,革命一来就杀地主,都是从心眼里恨地主,有这种仇恨。

  这在西方是很少出现的,在西方出现的是谈判,西方贵族也打仗,但打一次就坐下来谈一次,甚至社会上层与下层也有谈判机制,比如教士、贵族和平民组成的三级会议。中国人则没有谈判的习惯,要打就把你打死,仇恨一代一代延续下去。

  我们的文化是仇富的文化,是不崇尚商业文明的文化。孔子弟子三千,贤士七十二,只有子贡是挣钱的,但地位并不高,他又做学问又挣钱,养着大家,本应给他一个很高的地位,但孔子没给他这个地位,历史也没给他这个地位。

  所以,民间仇富,是一个文化的传统。庙堂也仇富,还有很多办法对付富人。皇上是最富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民间有大富人,也富不过皇上,即使富过皇上,也必须低调,夹着尾巴做人。所以大富人做善人可以,但是做大善人就有问题,所以民间在仇富的时候,庙堂要防善,要防大善。小善可以,比如大家都喜欢雷锋,他勤快、思想好,但是没钱。所以庙堂支持小善,对大善却有很多制度约束。

  《中国慈善家》:你谈到庙堂防大善,但大善可以让整个社会变得更和谐,这之间的矛盾如何化解?

  卢德之:解决方法很多。第一,需要推动,要让庙堂知道。庙堂有的时候防了大善还不知道,并不是有意识的,因为文化的影响已渗透到基因,他不认为这是防。所以现代慈善家应该告诉庙堂,你不要防我,防我对你不好,要说服他们。第二,先找小庙堂,找乡长、村长,我们先做好了,这是具体的策略。第三,你必须把自己做真了,不能假冒伪劣,要做真正的大善,不能小善装大善,或者伪大善,正是庙堂防伪善导致了庙堂防大善。

  《中国慈善家》:为什么现在人们之间还有那么多不和谐的状态?

  卢德之:第一,全社会缺少资本精神,对资本缺少尊重。挣钱的人是社会的宝贵财富、稀缺资源,应该受到社会的尊重。没有他们这个社会能走到今天吗?没有子贡,孔子能周游列国吗?所以一定要尊重资本,尊重创造资本的人,这一点现在做得太不够了。

  第二,缺少共享,一是缺少共享机制,二是缺少共享目标。为什么我提出“走向共享”?如果把资本精神当做理论基石,我们的理论目标就是共享,这与现代慈善构成一个三角体系。

  《中国慈善家》:这样的体系如何才能建立起来?

  卢德之:一个体系的形成需要很多条件,比如财富观,还有治理观。社会到底怎么治理?肯定是法治,但在中国不可能没有人治,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地理环境和气候环境决定了我们只能搞大一统。

  我走过一次丝绸之路,发现我们的祖先大都是胡人血统的,这个国家如果分裂了,汉人的祖先都没有了,更何况70%的汉人只占30%的资源,30%的少数民族占70%以上的资源,这种情况下就只有一个办法,所以汉武帝一统江山,因为没有别的选择。

  我强调法治和人治并举,法治是底线,德治是理想,圣治是必须有精神造化、有神的造化,这就是信念观。某一个宗教肯定统一不了中华民族,佛教太古老,基督教水土不服,道教太神秘、太玄。

  很多人不信佛教,也不信基督,但总要信点什么,所以我提出信共同价值。我认为世界上完全普世的价值是没有的,所谓共同价值是在相当时间内,有相当多的人能认同的价值。东方有东方的价值,西方有西方的价值,凡是这些有相当人群在很长时间之内认同的价值都属于人类,叫做共同价值,或者叫共享价值。共享思想是三部分支撑,核心价值是财富观、治理观、信念观。

  资本精神是一种道德追求

  《中国慈善家》:提到资本这两个字,首先想到马克思主义的“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为什么你要创造“资本精神”这个概念并且推崇它,是不是用“财富精神”来形容更好一些?

  卢德之:资本是个中性的概念,实际上,马克思从来没对资本下过定义,只是在马克思以及之前那个年代,比如圈地运动,本质上做好事,但确实伤害了一些人,所以人们把马克思的资本观描述成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

  资本本质上是能带来经济财富的财富。这是资本的定义。原始社会,以种地为例,粮食吃了就不叫资本,留下来做种子才叫资本,这些种子你要怎么播种才能产生更多财富,这是资本要解决的问题。

  任何时代都有资本,都有资本精神,资本本身是中性的概念,到了资本主义时代,一开始的时候,资本的发展非常自由,没有受到任何约束,导致很多人的利益被剥夺,资本显示出了恶的一面。资本是一种财富,是能产生财富的财富,所以必须叫资本精神,不能叫财富精神。资本有活的灵魂,能带来新的财富,正因为有了资本的存在,有了资本精神源源不断地一代一代延续,才使社会一步一步前进发展。与西方社会相比,东方社会的资本精神发育很慢,就因为本身是农耕社会。

  资本精神表达的是,拥有资本的人的一种自身的道德要求、道德追求,资本精神首先是富人精神,是有资本的人的精神。但是创造财富的过程是社会的整体行为,需要管理者的劳动,也需要普通劳动者精雕细刻,点点滴滴地付出。从这个角度来说,资本精神又是全民精神、民族精神、时代精神。

  《中国慈善家》:资本精神就是有道德追求的一种精神,现在大家创造财富往往是出于一种欲望,欲望到精神的转化需要什么条件?

  卢德之:这就是这个社会的缺失所在。按道理,必须要有宗教情怀,宗教情怀让人更克制自己的欲望,人管人是管不好的,神管人才能管好。我为什么提出资本精神?我希望资本精神能成为一种情怀,也是“三个拼命”—拼命地挣钱,拼命地省钱,拼命地为神圣的目的而花钱。一定要把挣钱和花钱连接起来,如果你不知道为什么花钱,赚钱一定常常违背道德,不会去思考金钱带来的恶的一面,假如你知道挣钱是为一个神圣的目的,就不会去搞假冒伪劣,就不会坑害别人,就会注意你的道德底线,所以资本精神非常重要。

  我们这个社会真缺这个东西,我们很多企业家也缺这个东西,我们需要有一种和现代文明相连接的精神导引,需要跟国际接轨。老祖宗没有让我们现代化,没有产生世界级的慈善家,我们必须要有新的精神、新的思想导引。

  我研究宗教,但我不信仰某种宗教。中国不可能成为单一宗教的国家,我希望把各种宗教的精华吸取进来,打造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是中国未来需要的精神。

  《中国慈善家》:由亲民到敬民的转变,谁来推动这个变化?

  卢德之:最有力的推动者就是企业家和慈善家。我们要倡导这种思想、倡导这种理念,这是中国社会走向现代社会必要的理论前提,现代慈善是打开中国社会现代化大门的一把金钥匙。(来源: 中国慈善家